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，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。大年三十儿值班时，在单位的生化池上放眼四望，周围的村庄陆续升起袅袅炊烟，想必家家户户都在大柴锅里熬着肉皮冻儿，烀着猪头肉，蒸着大枣饽饽，炸着面食儿，那亲入骨子里的香气是怎么都关不住的，随着炊烟弥漫开来，浸润四野。炊烟起劲儿地往上爬，爬累了，变成一缕缕的烟丝，线条由粗而细，色彩由浓而淡，我仿佛看到那炊烟里有一个翘首以盼的熟悉身影，蹒跚着渐行渐远，拉扯着我回到那个小山村，回到那个小院落，回到母亲的灶台旁。
    炊烟是村庄的地标与名片。群山环绕中的小村们星罗棋布，座落其中。她们害羞得不善言谈，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和离家多年的游子来说，最先向他们展露热情的必是那性急的炊烟了。一缕炊烟就是一个家，一片炊烟就是一个村庄的魂，不论多么偏僻，只要有炊烟升起，村庄就总是充满了活力。
    童年时液化气是一种比较昂贵的燃料，母亲通常会在大柴锅忙不过来时才用它来应应急。平日里主要用一些“不抗烧”的杂草来做饭，那些粗壮的木头块会被有选择地留下来，以备蒸煮炸制时提供稳定硬实的火源。由于杂草燃烧时间过短，我理所应当地被母亲委以火头军的重任。每次都是母亲把火引旺，我再坐在小板凳上，一手拿小人书，一手抓一把草，用脚踩着折弯，一股脑儿塞进灶膛，然后抓住燃烧的空隙瞅几眼书，往往看入了迷忘了填草，有经验的母亲忙碌间就能感到火候不足，嗔怪地“喝”上一声，我就忙不迭地多塞进几把草，结果多费了草不说，还把火苗都压倒了，母亲每次都说我这个火头军当得不咋地。遇上锅底“犯南风”时，母亲会时不时观察一下烟囱，看炊烟的走向和劲头让我适时增减草，倒烟囱时，就让我离开灶台，她独自忍受烟熏火燎把饭做熟。我站在院落抬头看那炊烟就像生了病一样总也不舍得离开烟囱，无精打采地绕着烟囱口打转儿，母亲据此会判断要变天了，而每次都很灵验。
    农忙时父母中午不在家，就会提前把饭放在大锅里，灶膛里按层次放好引火的草与木柴，我放学后只需划一根火柴引燃，无需添柴就能把饭蒸热。此时我就会爬上平房，看谁家烟囱冒烟早，谁家烟囱冒烟多，哪个小伙伴家没冒烟定是去奶奶家吃去了吧？太阳落山前，母亲会提前回来张罗晚饭，等到家家烟囱的炊烟连成了一片，把歇工的信号传递到村外半山坡时，父亲就会和庄里的男人们一样，磕掉鞋底的泥土，怀揣着疲惫与满足走向炊烟笼罩的屋舍。
    逢年过节的时候，烟囱们就忙得不可开交了。那时的家里一般都有两个大柴锅，平时积攒下来的大木头也派上了用场。大块的烧柴添进锅灶里，开动鼓风机，那火舌就撒着欢儿地舔着锅底，发出欢快的“呼呼”声。通常一个人能照看两个灶，那烟一咕嘟地冒，好像能把烟囱的肚皮撑破了。每一家房子的两头都均匀地挺着两束炊烟，像两扎朝天的小辫儿欢快地迎接节日。等到天黑时，捡一块硬实的墩木塞进灶里，忙碌了一天的火苗就安稳下来，懒散地吻着木头，烟囱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吐着火星儿，在寒夜里煲着农人们的梦。
    现如今随着厨房电器和天然气的普及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里，大柴锅的使用率都大大下降了。厨房里少了烟熏火燎，少了灰尘杂草，灶明案净的就把饭做了，确实是一大进步。不过不知道是生活好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厨房没了油烟，菜品也愈发精致丰富，但总觉得做出的饭菜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味道。而那日渐干瘪的小山村，也少了许多烟火的气息，有许多熟悉的房子再也没见过有炊烟升起，年轻人们奔向城市，犹如抽干了山村的血液，看不见炊烟的山村，犹如停止了呼吸。偶尔升起几缕残存的炊烟，愈发显得瘦弱，摇晃着消散在天空里，一如行将消失的村庄，仿佛在无力地诉说着乡愁，召唤着游子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碧海污水 巩超